厲以寧教授，祖籍江蘇儀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寧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國政協常委。

　　厲以寧教授目前還擔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等職。

　　學術成就：

　　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并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教授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證書”、“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等。1998年榮獲香港理工大學授予的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被邀請到國內外多所大學與科研機構演講。

　　厲以寧觀點：中央與其養虧損企業，不如養職工

　　厲以寧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目前供給側改革面臨兩大困難：一是關停企業導致職工下崗。“中央現在的政策是包下來，與其養虧損的企業，不如養職工。職工生活有著落了，經過培訓可以重新找到工作崗位。”

　　另一大困難是補短板。厲以寧說，這就需要創新，也必須在結構上做一些調整。他說，經濟發展可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發力，當前我國的經濟形勢決定了我國需要從供給側發力，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經濟發展得更好。“困難是有的，但我們有信心克服這些困難。”

　　農民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份

　　1.9萬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最讓厲以寧受觸動的是“新型城鎮化”這一節。“過去我們也談城鎮化，但現在問題還是很多。”之所以這么說，源于厲以寧自己的調研經歷。

　　2015年，厲以寧委員赴陜西、貴州、河北、內蒙古、遼寧和廣東六個省區做調查，發現有些地方農村中男人出去打工，婦女和孩子留在家里，長達十幾年的分居導致不少家庭破裂，并引發了很多治安案件。 厲以寧感嘆現在農民工數量的龐大：我國目前農民工有2.6億~2.7億人，還有4000萬留守婦女、4000萬留守兒童和4000萬左右的留守老人。 “我們現在說擴大消費，那就要先擴大新型城鎮化啊! 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

　　厲以寧認為，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首先要解決農民在城市的住房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人家怎么在城市生活、工作。” 調研的時候，這位經濟學家聽到了一個新名詞——“城歸”。厲以寧說，“城歸”是說農民工進城工作，有了些技術和資金之后，再回鄉去創業。他發現，現在的“城歸”人數越來越多，“城歸”其實想留在城里，想把家人從農村接來。“這說明還是房子的問題，在棚戶區拆遷的時候，要給農民留下一部分房子。現在城市房價太高，‘城歸’買不起。有房子，人就會買東西，買家具，會消費，社會就會安定。”

　　中國能保持6.5%到7%的經濟增長

　　談及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厲以寧說，目前我國GDP一半以上是第三產業的產值，我國經濟正處在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換時期。在這一階段出現經濟增長率下滑，全世界都一樣;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在結構調整中必然有過剩部門重組。

　　“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的，有那么高的增長率了，情況也不一樣了。一個情況是我們第三產業占了(GDP)一半以上，實際上是轉軌的表現，是轉向后工業化時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看到經濟增長率下來6.5到7之間，去年是到了6.9，仍然在全世界是高的，而且我們的轉軌仍然是表明了今后還要繼續下去。” 厲以寧認為，要保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改革的動力至關重要。還有一方面，就是信心問題。要從全局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轉型，盡管現在有困難，但是前景是好的。 “既然我們要轉入新常態，既然我們要強調供給制的改革，我們說中國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夠適應中高速的經濟增長，才能夠在社會上解決就業問題，我覺得這一點是最要緊的，信心問題。”